元旦这天，是“陈夏书房”正式向公众开放的第10天，不少读者是看到新闻后前往图书馆的。一年前，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、夏晓虹夫妇决定把家里的一部分藏书捐给社会公众安泰证券，几经思考，他们选择了首都图书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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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：我们捐给首图，有好多书他们没有，可以填补他们的空白。我们是做人文的，大部分的书都是图书馆读者可以用的。
首都图书馆副馆长 张娟：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他们家满墙都是书架。一个长长的沙发，陈老师说你们坐，就从沙发上把一些书拿走，腾出一个位置说，坐这儿。其实这也是学者的一个困境，很多学者他们研究了一辈子，也收藏了很多图书，但是到了他的儿孙辈，就不做这方面的研究 ，有的是当垃圾卖了，当废品卖了，特别可惜。
用时一年，陈平原、夏晓虹首先整理出了1.3万册藏书。首都图书馆决定为他们打造一座以两位教授姓氏命名的书房，按照个人著作、主编文集、研究资料以及学界友人签名赠书进行分门别类。汪曾祺、王瑶等著名学者、作家的签名本，则被陈列在展示柜中。整理的过程中，两位爱书如命的读书人也经历了一些挣扎与纠结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夏晓虹：其实有一些比如版本比较特别的书，像《胡适文存》这种，我其实没有想到陈老师一开始就给它捐了。他特别早就把家里的民国书的家底差不多都拿出来，包括我们家传下来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还有他买的《国故论衡》的初版本，还是上网去拍的，他第一批就赶快送过来了。
首批捐赠除了陈平原珍爱的藏书，还有夏晓虹收藏多年的宝贝，比如1955年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创刊后的第一本杂志，以及自己父亲收藏的臧克家等诗人签名版诗歌集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：书总是要散的，你能保存多长时间，能保存多少是有限的。我们知道历史上那么多藏书家，之后书都会散的，只是怎么个散法。
现在，除了两位教授做研究还用得到的、没看完的1万册书籍，大部分藏书都已转到了首都图书馆，其中包括300多册古籍书。而“陈夏书房”，也还原了陈平原与夏晓虹家中的部分场景。这天，从杭州特别赶过来的周旻，第一次见到了这个书房。
首都图书馆馆长 毛雅君：并不是说两位老师的藏书版本，有多少所谓文物的价值。比如夏老师，我们研究梁启超，肯定是跳不过夏老师，在这个专长领域，可能没有人会比她的藏书体系化。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，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力量，能够把大量的藏书这样体系化地来建设，这个是我们觉得它特别弥足珍贵的部分。
20世纪80年代，同时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、夏晓虹，在这里相识、相爱，毕业后也都留校任教。陈平原醉心于近代文学研究，夏晓虹则聚焦于晚清文学。数十年潜心治学，两人著作丰硕，在学术界也享有盛誉。不过，他们书房里有不少书籍，有些良莠不齐，但他们认为这就是历史，这代读书人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夏晓虹：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从一个转折时代过来的。我觉得这也算是一段历史能够在这儿保存，否则我们捐书，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我们藏了哪些书如此而已。如果能够把后边的一些东西看到，研究过程看到，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人和学者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众声喧哗，但有些时候是互相支持，在这里面可以借助于了解这些人，公众可以有选择，可以看，也可以不看，可以批评，也可以表扬。
对于当下，两位教授似乎也有不同的选择。夏晓虹醉心于研究历史中的人，并不过多思考当下，陈平原则对社会充满关切，总想做点什么，就像他改的对联：两耳闻窗外事，一心读圣贤书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夏晓虹：我自己觉得我就只能做一个历史研究者，不适合在当下面对尤其是年轻的学生，或者是年轻的群体来发言。我觉得我追不上，不一定要与时俱进，不一定要一直在关注当下，比如说我的兴趣就是在做研究，所以我做好这份工作就好了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：我说想读好圣贤书，必须闻窗外事，社会的辉煌和社会的苦难。我是77级大学生，然后他们经常会问我说，乡下的时候你想什么问题，是不是准备将来恢复高考你就能够考出来，我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。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碰到很大的障碍，你只能是在茫然无头绪之中，抓住阅读这根救命的稻草，然后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准备。其实对年轻人来说，锻炼好自己，培养好自己，然后有机会的话你就能发挥。
把自己的书变成了公众的书，把自己的书房搬进了图书馆里，“陈夏”夫妇做了他们该做的事。接下来，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间书房去读书，去查找资料，这间书房才是永远有生命力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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